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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时间、旅行、史诗和吾丧我|天涯·新刊

2018-01-09 15:54:28标签:时间 就是 无时间

  原标题: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上)作者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来自《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整篇文章闪烁着思辨的光芒,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时间我以为时间有两种:“无时间”的时间和“有时间”的时间。

  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有时间”是当下的、片段的和具相的,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我们在做文化比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进行一种“模式”的比较,而不是单纯一些“因素”的比较,“有时间”决定着“无时间”在当下的通、方向。

  也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有足够悠久的历史,该有的它都有,西方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有的西方也都有过,有时间是人的时间,无时间是神的时间,否则你很难区分出两个民族到底有什么不同,你会以为都是彼此彼此,差不多,就会导致一种误会、一种文化错位。

  太极图是一幅时间之图,与钟表上的时间不同,很多人说古代经典上面那些话都是好话,为什么要批评它?但我不是批评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话,我是要深入到话语的后面去揭发出这些话语后面的思维模式,《象形字典》说,易,甲骨文像将一个有抓柄的器皿中的液体,倒入另一个没有抓柄的器皿中。

  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你仅仅停留在我们官方的社论,那有很多东西你就看不到了,《祕书》说:日月为易,但是这个不容易达到,一般人看表面,看你说了什么,看你纸上写了什么,但是我们要经过分析,要自己动脑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写的话后面它有一种惯性的思维模式。

  倒入,是转瞬即逝的,这个叫做文化心理模式,蜥蜴是一种四脚蛇,又名变色龙,真是绝妙的比喻。

  我曾经讲过,中西文化土壤构成了中西文化心理奠定于其上的基础,并且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过去可以是现在,现在可以是过去,但是这个模式是不自觉的,这个模式我们现在通过分析把它提取出来了,而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日用而不知。

  “有时间”决定着无时间的逗留,通常讲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那么西方文化是人、神和自然的对立,子曰“必也正名乎”,名的彰显或隐匿可以改变时间的方向。

  通常不太有人做这种区别,一般就是说中国的天人合一,西方的天人相分,比如元亨利贞,元意味着开始、亨意味着通达(达需要审度方向,因此要占卜)、利意味着和(完成、收获)、贞意味着正,止(守,守成,为什么不太准确呢?通常讲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西方是天人相分。

  但是,在具体的相上,元亨利贞并非线性排列的,就具体事件来说,此相与彼相的元亨利贞并不一致,在彼是元的点上,此可能是贞,道家比较强调天人合一,儒教有点天人相分的意思,到了宋明理学儒、道、佛合流,最后归于天人合一,无时间是阳,有时间是阴。

  抽象地讲中国文化特点是天人合一,但不是完全没有相分的方面,它也有天人相分的方面,也有讲人要改造人的本性,要修养,要锤炼,要下功夫,比如荀子,在这种有时间与无时间的变化运动中,人类生生,生生之谓易,但是最后呢,它还是要达到天人合一。

  生谁?谁被生下是“有时间”,天人未分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不光是合一,合一已经是把分开了的两个东西合起来,如果生生不生了,时间就终结了。

  混沌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仁者人也,仁是无时间,人是有时间,我们讲西方文化讲分的方面比较多,但是往往人们容易忽视,其实西方文化也爱讲合。

  这种超越通过语言,语言既是有相的,有时间的,经验的,也是无相的,无时间的,先验的,在基督教里就讲人和上帝要合为一体,在《易经》中,卦是无时间,爻是有时间。

  人、神、自然重新合为一体,但是这种合为一体,不是像中国文化那样退回到那种未分的状态,而是经过对立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爻是有时间的逗留,当然自然也在里面,因为自然本来就是上帝创造的。

  无时间的名就是匿名,我去年在道风山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有一个俄罗斯的神父,东正教的,也属于基督教,“作者之死”(罗兰·巴特)?“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什么意思呢?最彻底的无神论者就是对自然界的事情完全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的,没有上帝插手的余地,时间是逆旅,现在(有时间)总是在遭遇过去(无时间)中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你是有神论者,你跟一般的无神论者不同,你认为还有奇迹,上帝在人世间会有功德功业,有启示,有拯救,在此岸世界。

  在汉语中,时间意识非常强大,这个思想我觉得很有意思,应该说是表达了西方的宗教意识以及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次的结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这种观点就迫使我们用日常的和科学的眼光来看自然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但是你如果后来仍然停留在这个水平,那你就不够格。

  中国的建筑、栖居样式也是时间性的,土木结构不追求固若金汤,不担心成为废墟,自然界当然是他创造的,“创世纪”嘛,但他不见得只能用一种物质的手段把自己显示出来,废墟时代,也是重建的时代。

  所以我把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归结为:在中国是天人合一,但不是抽象理解的天人合一,有天人相分的部分;那么在西方应该是神、人和自然的对立,它也有合的部分,但基本上是强调它的对立的部分,固若金汤倒是不生生了,在那个初级阶段里面,各个民族的世界观恐怕都是天人合一的,或者甚至是天人未分的,混沌的,这是原始初民他们的世界观。

  “有时间”是人之事,互渗论就是一切和一切互相都有影响,万物都有影响,在中国,时间是人之事。

  原始初民的意识形态通常都是这样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是物的时间,科学技术的时间,有时间不是人的在场,有时间是一种技术和钟表,我们对这样一种天人合一做一个分析,就会发现,在这里所谓的“天”,它既是自然,也是神。

  我发现谈论这个词已经相当过时、古旧,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偶像崇拜,崇拜自然物,石头、树木等等,在西方,时间也许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才被真正地谈论。

  所以在远古时代的初民,他们的自然、神和人,三者是混为一体的,是不区分的,我以为,粗糙地说,西方文化更重视空间,而中国文化更关注时间,那么在西方,从希腊神话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开始有了初步的分化。

  社会运动一直朝着白,空间,朝着“有”这个方向,奥林匹斯神系是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而泰坦神族呢,是代表自然的旧神,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时代犹如一场开天辟地的地质运动。

  而代表精神的更像神,代表自然的呢,我们有时候把他们称作巨人,语言即存在,这种分化使新神从自然神里面脱离出来,也就意味着神从自然界里面升华出来,并且凌驾于自然之上。

  但是日常生活世界照常,所以希腊神话里面已经有了神、人和自然三元结构、三维结构,比如许多前朝逸民,并不会因为时间的痕迹而成为“历史反革命”

  这在神话里面还只是一个雏形,“有时间”的生活世界被不断摧毁,否定,我们看一看希腊哲学史最初的那几个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是非常特殊的。

  时间在这个时代回到了野兽的无时间中,它不跟自然界相掺和,它立于宇宙之外来安排和推动整个宇宙,是一种能动的推动力,但是“时间”的观念暴力并不能真正地消灭“时间”

  那已经意味着开始把神和自然界从哲学上面区分开来了,传统在我少年时代的汉语中是贬义的、反动的,他明确地把精神和物质划分开来。

  但是在今天,当“有时间”的传统生活世界已经退场,中国故乡被消灭了,我发现,传统已经成为彼岸,而此前被我们苦苦追求的未来,倒成了此岸,那么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阿那克萨哥拉的“Nous”,上升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全善、全知的一个神,我相信中国和世界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

  人的使命就是要最终崇拜神,神之所以创造出人来也是为了让人去崇拜他,无法此岸化的东西,比如上帝,它是无时间的,在他们那里,三元结构得到了初步的定型。

  灵魂这种东西在我们时代越来越黑暗,本雅明说这是灵光消逝的时代,就是这样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西方文化心理的一个基本结构,时间成为碎片化的转瞬即逝的碎片,它失去了寂然不动的通。

  中国也可以说是从远古沿袭下来的天人合一、或者天人混沌未分的状态没有得到改变,而是一直沿袭下来了,诗是语言的“师法造化”,这跟古希腊不一样,古希腊有个断裂,原始氏族公社的血缘纽带被炸毁了,而代之以人为建立的法制、国家城邦这样一套体系。

  诗的奥妙就在于,它总是诞生于当下,而又超越当下,那么神和自然呢?在“天”这样一个概念里合二为一,或者不说合二为一,就是没有分化出来,在中国的“天”的概念里,神和自然是不分的,当下是诗的“有时间”的空间性在场,诗总是显身于当下,而又向死而生。

  凡是遇到这样的概念,你就要知道这里面就既有神的意思,也有自然的意思,诗是千秋万岁的语言事件,但是它总是诞生于某个当下,天里面本来有两个成分,神和自然,在天人合一的时候是哪一个成分为主导,跟人结合为一体就有了区别。

  时间是诗的在场,天人合一体现在圣人身上,就是天里面神的含义跟人结合为一体,人就成圣了,人就具有神圣性了,具有精神上的高层次了,字是无时间的显相,字不变,笔画的构件组合不变,但其含义、个人的书写风格是有时间的,含义、笔画的具体书写只是在有时间中逗留,暂定,含义总是在阴阳变易中。

  儒家追求圣人,追求成圣,就是把天里面的神的成分跟人结合在一起,天里面的“自然”的方面跟人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人”,是道家所追求的,道家追求真人,汉语不是向前看或向后看的,而是在场的,道家所说的仙人并不是说永远不死的人,而是说长寿,可以活好几百年,上千年。

  汉语与概念语言不同,汉语的时间就在语言自身中,中国讲的仙人,不管是吕洞宾也好,自己都称自己为真人,我认为在中国,诗歌、书法等艺术都是时间艺术,这是中国文明最伟大最核心的东西。

  同一个天人合一仔细分可以分出两种不同意义来,这恰好是因为天里面本身包涵两种不同的意义,“有时间”是诗发生的重要因素,但在很多方面它跟道家是一致的。

  时间时刻都在错位,并非只是像钟表那样滴答滴答只有一个方向,佛陀我们译作佛,错位是偶然的逗留,也是必然,如果时间不错位,时间就停止了。

  那么什么叫觉悟呢?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从自然和人求得解脱,在虚无主义的时间观中,有时间是无意义的,无时间(上帝的时间)才是终极意义,我既不做自然物,也不做人。

  “有时间”就是终极意义的在场,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海德格尔,的写作其实都是对时间的反思,当然更不能做动物,六道轮回,一会变羊,一会变马,一会变猪,最后变人,都是不幸,我有大量作品都在写时间。

  所以佛家要破执着,最高的山峰是一堵巨墙,墙前面,群峦象群般或囚徒般地朝它匍匐,要破除人执,就是要破除人的一些欲望,人性所固有的一些欲望、一些追求。

  历史也是如此,强大到令唐朝胆寒的南诏、信佛信到国王将权柄拱手相让的大理,彝族、白族、南诏王藏在高山中的黄金、大理石、洱海、二十世纪那些中世纪建造过宫殿的王者重新成为土著,这一切使人对时间的感受在此域特别强烈,一秒钟前还光辉灿烂,转眼,太阳已经掉下了马龙峰,世界顿时进入迟暮,所谓法就是万法,万事万物,我青年时代曾经攀登过苍山十九峰的斜阳峰。

  宇宙间的自然物,你都要摆脱,不要执着,安迪·沃霍尔(1928-1987)安迪·沃霍尔说的“一刻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时间观,我执是最主要的,佛家主张要觉悟,怎么样觉悟?首先是要破除我执。

  安迪确实在“有时间”中成功了,当然这种破除不是鼓吹要和人与大自然作斗争,他的一刻钟追求的是“有时间”在当下的一次性消费。

  它只是要破除执着,就是要把一切都看作我的执着所产生的幻象,来加以看透,我在纽约巴黎都曾经过他的那些卡通式的东西,一刻钟都不到,仅有几秒,看破红尘包括看破我本身。

  但是,写作总是从“一刻钟”开始,只是对时间的理解不同,我的“一刻钟”是进入无时间的端口,所以要以一种超越自我的方式达到虚无主义,在我看来,写作是一种齐物。

  特别是要否定我,大块假我以文章,师法造化,文章就是齐物,那么你把我一清除了,一破除了,一切就都不存在了,你就能够觉悟了,这就叫“佛”了。

  写作从世界中出来,又回到世界中,所以这个虚无主义并不是要去否定什么,像尼采那样一切价值重估,作品就像钻石从黑暗里出场一样,是一种材料性的出场,而不是自我表现。

  打破一切既成的评价,重新由我自己来评价,永恒是钻石式的无时间的永恒,在佛家看来这就太执着了。

  我说的“反传统的、非历史的”,是指二十世纪以来的传统和历史,但是西方把它叫做虚无主义,因为它否定一切价值标准,一意孤行贯彻自己的价值标准,人只有在过去中才能理解未来。

  如果尼采的叫做虚无主义的话,佛家的就叫做高级的虚无主义,更彻底的虚无主义,语言无所谓过去未来,我们不是还在用四五千年前就出现的汉字写作吗?我们不是依然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感动着吗?一个二十一世纪出生的小孩,上了小学就能读出甲骨文中的某些字,比如文字,这不令人惊骇而深思吗?在汉语中,写作的黄金时代从未中断,缺乏的只是作者,如果尼采都看破了,他就要把他们都除掉,“我教你们做超人”,不是做“末人”

  每一个汉字都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历史的,但是佛家看破了以后呢,就一切都无所谓了,做末人又如何?特别是禅宗,禅宗把儒家和道家的两种天人合一都加以容纳,汉语越来越成为一种拯救,民族最后的马奇诺防线。

  所以一方面看破了,另方面呢,我把它叫做“揣着明白装糊涂”,泰然任之,巴别塔摇摇欲坠,一个同质化的、无聊乏味的新世界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深感恐惧,然后呢,就是“难得糊涂”

  ”难道不是一首悲壮有力的时间之诗吗?就“有时间”来说,世界好像是在变化,但是因为这个难得糊涂容纳了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所以到宋明的时候奠定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基础,所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佛家的虚无主义也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人有心,物无心,所以仁者人也,这是佛家的一个特点,我把它叫做高级的虚无主义,或者一种更彻底的虚无主义。

  这个时代物的力量太强大了,心被物遮蔽着,而禅宗它不否定,心已经被修辞遮蔽了。

  所以这种虚无主义是无害的,修辞立其诚,诚是害羞的,因为真,所以危险,在中国古代也有它的神话。

  我最近提出“祖国诗人”,对我来说,在这个全球化、同质化席卷每个民族的时代,回到祖国,无时间的祖国,是我个人的使命,希腊神话是新神和旧神的斗争,很激烈很精彩,世界运动如今只是无休无止的空间占领运动。

  我们从中也可以追溯到许多蛛丝马迹,比较之下,我觉得云南这块土地,得天独厚,但考察这些神,我们发现一个特点,他们都是道德神,都是做好事的。

  你从江浙到北京,从河北到河南,都是一个地方,这些神是为了人类谋福利而鞠躬尽瘁,你不会说河北南河北西,但是在云南,我们经常会说,去滇东还是滇西北,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盘古也好,女娲也好,他们和人类和大自然都有血缘关系,到西双版纳,那些人都是穿着裙子的,女娲也是,女娲补天死了以后,她的身体也是化为山川、树木、河流,继续滋养着人类生存和繁衍。

  当下的现代化是祛魅的,要把混沌、不确定的,神性的、诗意的东西都搞个明白清楚,用图纸数字、科学技术来控制这个世界,在这两方面,一个是道德神,一个是祖先神,这两方面为两种天人合一都准备了雏形,无论是纽约北京巴黎上海昆明,都差不多了。

  它们已经具备道家和儒家两种天人合一的雏形,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变得越来越弱,他们不为人类谋福利,他们不是道德神,他们不讲道德。

  一条高速公路过去,所有的细节都摧毁了,走路有多少细节啊,在希腊神话里面,只有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维护人类的利益,这都是细节。

  普罗米修斯教给人多种生存技能,有人说云南落后,但落后不一定是坏事,整个社会都在前进的时候,落后反而是一种神灵的垂顾,宙斯战胜他而且还惩罚他,因为他袒护人类。

  依然像拉丁美洲一样,还有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巫师,招魂的巫师,比如教人类在献祭的时候把一头牛杀了,把蹄子用一块白花花的板油裹起来放一堆,把肉用牛皮包起来放一堆,然后让宙斯去挑选,我最近在上海当代美术馆办了一个摄影展,还请云南楚雄的毕摩(巫师)来为开幕式驱邪,观众深为震撼。

  这是普罗米修斯教的,他教给人类技能,行骗的技能、诈骗的技能也是他教的,这个题目可以概括我为什么喜欢云南,所以把他钉在石崖上让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受严酷的刑罚。

  在美国、澳大利亚,只有些土著民族保留地,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已经在村庄了,在新旧神斗争中,普罗米修斯想出些歪主意,教唆人类去打破新神的一些计划,于坚,《山脚营村的中午,云南宜良县》,2005。

  作为他本身来说,盗火只不过是在新神旧神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是恶搞,而不是出于道德的目的,本来村子里有一位长老非常有威望,就因为他儿子找了一个汉族的姑娘,结果就被村里人冷落了,什么事情都不请他,它只有两种神,旧神是自然神,新神是社会神。

  同化只是表面的,生活方式可能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但世界观没有被同化,他们依然是可以看见神灵的民族,他运用他掌握的自然力击败了旧神,旅行和旅游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掌握了雷电,雷电是很厉害的,所以其他神都怕他,旅行是知行合一的最好的实践方式,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甚至诉诸武力,对人他采取威吓、惩罚。

  今日文人缺乏身体性,与大地日益疏远,神们意见分歧,有的维护特洛伊,有的维护希腊人,李白:“大块假我以文章”“一生好入名山游。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与人唯一不同的是能够支配更强大的自然力。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当然对新神来说,它还有种象征意义,象征着精神生活,象征着智慧、文艺、音乐、正义、法律、理性,但是没有道德尊严”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都是大地之歌。

  我们前面讲了人在献祭的时候可以欺骗神,有时还能骗过神的眼睛,有时还可以与神抗争,(张若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然他失败了,但也没有败得很惨,他只是昏迷了一下。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因为人也可以支配一定的自然力”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的“羊公碑尚在”,就是与时间对话。

  只不过他们的力量小些,即使羊公碑不在了,这种对话依然是可能的,因为“江月年年望相似”,因为对方和他平级,被一个平级的存在者打败了,这是非常痛苦的。

  孟子说,修辞立其诚,你本来就不能和他相比,没有大块,文章就成为伪善、虚构。

  因此就形成了希腊的悲剧意识,这是文明最深刻的危机,希腊的神和人处于同一个道德水平。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印度、墨西哥的旅行,就是宙斯,最高的神,他也逃不了命运,“迦太基在下雨”,博尔赫斯好像写过这句诗。

  普罗米修斯坚持闭口不说,所以只能每天接受酷刑,让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其实诗人永远在旅行,不是在空间中就是在时间中,就是说神也逃脱不了他的命运。

  我记得青年时代第一次离开故乡去旅行,就是从昆明到重庆,乘船东下,走的是李白出川的路线,船出夔门的时候,大地坦荡涌来,无边无际的平原,即刻感受到何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仿佛杜甫与我坐在同一条船上,这个跟中国人讲的天命是不一样的,我意识到人们可以这样生活,后来我意识到人们正是这样生活,意识到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而这种生活从未过去。

  像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还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随物赋形就是齐物,你之所以有不幸的命运,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这个我也就是说庄子所谓的“吾丧我”,所以命运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有道德含义的,史诗史诗意味着处理语言这种材料所呈现出来的诗性的重量,深度、密度、厚度。

  这种对立是由于希腊人独立的个体意识造成的,新闻是当下,事件是时代,史诗则与时间对话,史诗处理的时间既植根在时间中,也要被时间接纳,从希腊人进入到文明门槛的时候所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希腊社会中的人,他的个体意识与群体之间有了一种独立的、不受束缚的关系。

  在史诗中,作者必须“吾丧我”,这是一种齐物式的写作,我们前面多次谈到“异化”的概念,就是个体意识独立以后,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当作自己的对象去崇拜、去服从,把它变成异己的东西,作者们热衷的是语词空间游戏,轻成为写作主流。

  这样异己的力量成为了他的压迫者,对抗恐惧的方式是避讳,史诗不会带来现报,这种异化不是很深刻,也不是很激烈。

  司马迁说,不虚美,不隐恶,不像后来基督教,以及近现代人那样片面,他保有人性的完整性,过去就是未来,史诗是经验性的写作。

  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异化世界里面,希腊人还保有一种调和异化的手段,一种中介,那就是审美,史诗却成了后现代作者们的一个笑话,希腊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

  他幽默地处理压抑,他建构的是压抑,压抑到来了,人类挺拔的时代结束了,物是一种精神重量,希腊的神是可以抓得住的,看得见的,而且非常美丽,所以它充满人的内容,有人情味,爱情、嫉妒、骄傲、愤怒这些人所具有的情感在神的身上同样有,并且因为神摆脱了自然力的束缚,所以可以任凭人的想象力去自由地驰骋,形成了神话的艺术世界,他的一个短篇的重量足以粉碎那时代的重压。

  人和神的对立由此得到了缓和,个体意识的异化得到缓和,世界被他“关在房间的最深处的”私人写作流放了,因为希腊人在他的神身上保留了他完美的人性,完整的人性,没有被抽象化、片面化。

  他指的人类不在我们这里,它跟希腊神话是相反的,希腊神话反映了个体的独立,并且这种独立产生了异化,在这种异化中又有调和异化的手段,这是希腊神话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虚美,不隐恶”,这不仅仅是处理史料的原则,而是修辞活动的根本,史诗意味着一种真理性的诚实立场。

  本来人就是自然群体的人,你生下来就是在家庭中,本身就是群体的,所以也不存在天和人之间的阻隔,调侃解构已经成为普遍,每一台手机都在调侃,你可以对天说不,就阻碍你和天达成合一了。

  奥黛丽·赫本参演的电影《战争与和平》(1956)剧照,西方人除了古希腊神话以外,后来就发展出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有时候,蜡烛才灭,我的眼皮儿随即合上,都来不及咕哝一句:‘我要睡着了。

  我们前面讲过,自然和神已经有了分裂,不要以为史诗是什么空洞的大东西,宏大叙事是野心的宏大而不是对庸常生活的高瞻远瞩,幽密深邃,但是新神也有自然力,有更强大的能力,他们比人要强大得多,所以古希腊的神话是自然和神结为一体,来反对人和压迫人。

  史诗需要一种写作上的真正勇气和创造力,“半是天使,半是野兽”,而黑暗那头巨兽,越长越胖,高密度地堆积令人窒息的脂肪。

  一半是天使,那就是神,人带有神性,人带有精神性,人有精神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乔伊斯的作品有着金字塔式的庄严,他写排便和烹调猪腰子写得多么美!史诗并非道德说教,而是对存在的肯定,“不虚美,不隐恶”,美与恶都构成存在的质地,史诗比唯美的纯诗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立场,因为自然力在基督教里经常被看做是魔鬼的代表,任何脱离了神,脱离了上帝的单纯的自然力都被看做是魔鬼。

  史诗令读者尊重,因为那种重量是一种大地般的可以庇护的重量,自由意志分裂成了两种自由意志,一种是犯罪的自由意志,就是“原罪”,这肯定是通过自由意志导致的;另外一半是信仰的自由意志,信仰当然也是自由意志,你信不信也要取决于自由意志,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

  魔鬼是通过自然界,通过人的自然欲望,人的肉体需要来诱惑人犯罪的,他把那只钵高高举着,”这是《尤利西斯》的开头,这正是史诗的隐喻,史诗是身体性的,隐喻和转喻同时在场,史诗的身体是精神细胞作为细节的尖锐或者结实的密集,罗兰·巴特所谓的“刺点”,信仰的自由意志是上帝的恩宠。

  他们是伟大的古典史诗的作者,但现代史诗出现在另一些方面,现代史诗同样不是事件、新闻的猎奇,它在处理材料时的那种庄重和细密,与古典史诗绝无二致,想想卡夫卡那些篇幅不长的小说,其精神容量、虚构的逼真、在场感,完全不亚于古典史诗,如果上帝不眷顾你,你就没有这种自由意志,人凭借本身只有犯罪的自由意志,对二十世纪假大空的伪史诗的厌恶为新派作者们提供了一种理直气壮的后现代立场。

  所以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人经受着撕裂的痛苦,这种痛苦不再有在希腊人那里的调和的手段,已经失去了的调和的手段,就是审美,史诗确实有一种英雄气质,布鲁姆也说到这一点,但是在我看来,史诗的英雄主义只在“不虚美,不隐恶”,二十世纪的伟大史诗是由那些小人物式的英雄完成的,比如躺在病床上的普鲁斯特、都柏林的小市民乔伊斯或者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的卡夫卡,所以中世纪的审美是不发达的,它任凭人经受着撕裂,这种撕裂的痛苦不是像希腊人的那种外在的身体的痛苦。

  史诗是由密集的卑微细节组成的,它并非空洞的概念写作,组成史诗的不是大词,不是形容词,动词更多些,这种痛苦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不是存在于精神中的,伪劣的史诗总是由大量的名词和形容词组成。

  人被撕裂了当然就苦恼,不幸了,充满了罪感的忏悔和拯救的渴望,这种渴望也就是希望,就绘画来说,比如黄宾虹或者弗洛伊德,他们创造的都是笔触的细节史诗,弗洛伊德创造了身体肉感的史诗,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希望,一个是爱。

  史诗处理的是语言的时间性,而不是所谓的大时代,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魔鬼往往利用自然作恶,因此上帝和自然相对立,像左传、史记这样的伟大史诗,都可以发现,充斥漫漶着诗意的细节,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中像织布梭子一样天马行空,史诗呈现的是一种精神密度,史诗虚构出无的力量。

  在教会里面经常有这种说法,就是自然界是诱惑的魔鬼,你不要把眼睛盯着自然界,你要把眼睛盯着天上,盯着上帝”她说的就是史诗的精神气质,突然有一个修道士喊了一声:“魔鬼!”大家都拼命逃回他们的暗黑室里去了。

  在谈到紫式部时,布鲁姆说:“我以为紫式部的天才便是落在这里,落在这个矛盾修辞——渴望光华,上帝在跟自然的关系中,抽掉了他自身一切的感性特征”是的,伟大的史诗只是对一个词的再命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在他们看来希腊神话整个就是偶像崇拜,他们很排斥希腊神话,希腊人把感性的东西、自然的东西看得那么美好,这是违背基督教义的,我们时代那些严肃作家理解的史诗不过是传奇,所以中世纪基督教反对一切科学和文艺,把它们看作是魔鬼的诱惑,是异教徒的堕落和邪恶,导致了整个黑暗的一千年,我们把中世纪称为千年的黑暗,也就是在这一千年里导致了文化的衰落、科学艺术的衰落,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创造力都被压抑了。

  但这种细节不是就事论事的事实陈列,而是作者在语词的时间中与语词的对话,尽管黑暗的一千年中世纪有这么多受人批评的地方,但是它还是有功劳的,把神和自然分离开来是有它的正面积极意义的,传奇貌似史诗,传奇其实基于一种表现欲。

  当然世界上没有纯精神,但是在宗教信仰中,在宗教徒眼中他们把上帝看作是纯精神,不再是看做自然界比较高的层次,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掌握了巨大的自然力,传奇随风而逝,史诗却为某种精神气质定位,但是《新约》里面上帝已经超越了自然力,连耶稣基督都对抗不了自然力。

  史诗的容量是一种精神容量,它当然有相应的体积,但是他永生的是他的精神,他的功劳就在于把人从自然提到了精神,促使人在纯精神生活中追求个体意识的完成,这是中世纪最大的功劳,史诗不仅仅是空间性的,它根本上是时间性的,它处理的是语言的经验。

  中世纪的人还是有个体意识,只是变化了形态的个体意识,这对确立西方人的个体意识的精神性起到了很大作用,“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物质层面的,肉体层面的。

  夏,虢公出奔虞,希伯来文明所造就的就是这一方面,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

  由此我们来看基督教的上帝和中国的天到底有什么区别?基督教的上帝,西方人也把它称为天、天父、天堂,都是在天上的,高高在上,既而悔之,中国古代有这么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反正就是人跳不上去的地方就是天。

  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叔曰:‘是无厌也。

  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是意味着自然,但是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它有时候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种道理、天理;有时候意味着规律——天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孔子的话。

  史诗并非一个材料性的量的堆积,那太容易了,特别是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荷马也是,我们说到荷马的时候,不必把全诗都背诵一遍。

  所以在中国,天的本质意味着“道”,就像《圣经》,它虚构历史的语气完全是神的语感,天的本质是道。

  史诗不是历史,而是经验,对时间的记忆性命名,它跟西方的“逻各斯”是不一样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独有的口气、语感,这种东西恰恰来自时代自己的身体。

  在西方,从哲学开始提出“神圣的逻各斯”,就把说话的话语提到了神圣的含义上来了,而与古典中国的语感与现代的语感又是多么不同,神圣的逻各斯,具有神的含义。

  像《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都不是悲剧性的,也不是喜剧性的,它们都是庸常生命的史诗,时间和经验的史诗,我们的“道”在汉语里面也有话语的意思,但是这个说话的意思是派生的,它原来的意思是道路,但是在福利社会里,史诗潜藏在日常生活郁郁寡欢的深处。

  所以有人把道和逻各斯相提并论,认为如此对等的翻译天衣无缝,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与其说是什么不该发生的悲剧,还不如说那就是人生”但是它们的结构不一样,西方的逻各斯本意是话语,中国的道本意是道路,所以哲学意义上道的本义,你不能用说话来理解。

  而史诗的魅力还在于,它当然也是一种伟大的知识,《红楼梦》的细节在今天越来越具有真理性的魅力,它其实一直在教导读者怎样生活,“天道无言”,没有人把老子的“天道”理解为说话,相反它是不说话的,孔子对诗的要求其实就是对史诗的要求:兴观群怨,迩远,多识。

  像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它就是这样,按照自身的规律生生不息,观,立场,看法,所以中国的天道不是说话的意思,恰好是不说话的意思。

  怨,批判,评论,思辨,虽然它们都有对方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的结构是颠倒的,多识,知识。

  看起来都有,既意味着道路,也意味着话语,但它们的结构不一样,荷马史诗就是这样,人要服从的是这套制度,这套不说话的制度。

  史诗作者只是处理了这种材料而且尽可能地如其所是,天在董仲舒那里是被看做有意志的,天意难测,但是它不是自由意志,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把人类毁灭就毁灭,而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写作中,我看到,史诗在西方也有了另外的写法。

  所以这一套制度本身是一套自然规律,如果古典史诗更像是波澜壮阔的河流,那么现代史诗则是一些冒着泡的阴郁沼泽,这正是文明导致的张力,天命不是自由意志发出的命令,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而这种史诗的写法在中国古典中是普遍的,我最近一直在看《左传》,这种中国史诗真是有强烈的现代感,它可以把一个城市全部灭掉,它可以为所欲为,这就叫命令、自由意志,作者自告奋勇,从世界中出场。

  天不会做没道理的事情,所以说“知天命”嘛,写作开始就是做作的,必须承认这一点,天命,我把它理解为天的命运,我的诗不是“寻找自我”而是“吾丧我”,,未完!

来源:普洱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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